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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论人类的不平等起源》中卢梭强烈的表达了野蛮人的状态是自由的，这种自由是实然的自由的和天生的自由，所以在《社会契约论》的开篇，卢梭认为 **人生来自由，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**，人一旦选择进入社会，就是给自己戴上了枷锁，但是当人们可以打破自身的枷锁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打破枷锁而恢复自己的自由。

科林伍德认为，政治理论的历史不是对同一个问题提出解答的问题，而是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解答的历史，罗尔斯认为这样的观点可能稍微夸张，但是确实也体现了一些道理，就如同霍布斯的《利维坦》写于英国内战的背景下，而洛克的《政府二论》也写于辉格党和皇权专制主义的激烈斗争中，洛克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家，他还曾深入到政治斗争的核心，《政府二论》更是被视作直接启发了英国光荣革命。

柏林认为人生的目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关于 **契约问题乃至于政治理论问题的来源**，如果没有人生目的的问题，很显然人类就不会有关于人类应该往何处而去的争论。并且，一旦人类的终极目的被确立下来，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只是技术问题，也就是说，关于如何达成目的的问题是依靠专家和职业人员来研究和执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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